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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为何被尊奉为武圣
信息来源:运城侨联    访问次数:591    发布时间:2018-05-22

文拜孔子、武拜关公,这是中华民族多年来的习俗,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特别是关公,还被民间奉为财神等全能保护神,为全球华人所朝拜,其信徒之广、庙宇之多,遍布天下,堪称史无前例,举世无双。


可以说,孔子是为读书之人、上层阶级所信仰,而关公则更多地为民间大众、普通百姓所崇拜。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祭祀关公的武庙几乎修到了每一个村头。据不完全统计,鼎盛时期,全国的“武庙”多达三十多万座。


作为关公故里的一名文化工作者,对武圣关公的文化现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翻阅了大量史料、特别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三国志》后,深深感到,关公被奉为“武圣”,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一、关公军事才能卓越被奉为武圣当之无愧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夫文,止戈为武。”这就是说,武的本意应是制止争斗。所以真正的武功、武力都是用来制止斗争或杀伐的。这也就解释了中国武术的精神,解释了“武”的真正价值:武术不是为了杀伤破坏,而是为了争斗之后的和平目的。除了和平精神外,中国武术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加入了更多的强壮民族的意义。


中国武术所要求的身心合一及内外兼修更是一种品德与情操的陶冶,文通武备、体用兼具更是中国武术对于习练者的要求,在一些武术书籍上也明确说明习武者不可不读书,这也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传承,唯有朝这方面发展,才能将中国武术博大精深的丰富内涵发扬光大。


我们在今天看待武圣关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考量近2000年前的历史人物,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历史问题。


翻开中华文明史,我们可以发现,上古时期的原始部落,为了与野兽搏斗,强壮有力、武术搏斗是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这在古代的诸多史籍中均有记载。同时,武术更是与军事斗争和国家战争密不可分,所有的朝代更迭都离不开军事和战争,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和王侯将相的个人武功都堪称一流。宋朝以前,几乎人人都会点武术,不仅男人习武,女人亦习武。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武术门派,如少林拳、太极拳、形意拳等多为明清时期形成。会几手武功,在古人眼中无足轻重,能在战场上厮杀取胜才另当别论。过去人们习武更多是为了生存需要,所以搏击成为武术的第一要义。只不过练武的同时可以调身养性,练武的同时需要注意武德修养。因此,中国武术从原始时代迄今,经历秦、汉、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不仅在军事上,更在民间各处蓬勃发展,并不断受到中国传统易经阴阳哲学、儒家礼教伦理、佛道宗教熏陶、军事实用技巧、文学艺术影响、经络损伤医疗、天人合一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等文化的影响,已经形成了其特殊的传统文化形态。


关公的职业是军人,军人之路和战争生涯是他走向神坛的真正路径,他的所有才能和历史功绩都是通过“武”表现出来的。纵观三国历史,特别是三国历史经典著作《三国志》,可以得出结论:关公武功高强,有领兵统帅的才能,更是指挥才能超凡的军事大家。


第一,关羽是万人难敌的沙场猛将。《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初,飞友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关羽、张飞都是当时公认的万人难敌的猛将。古人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刘备用少量兵力尚可与曹操一战,而带兵十万的刘表却不堪一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刘表缺少“敌万人”的猛将。


冷兵器时代,猛将的作用非常关键。这一点不仅在东方,就是在西方也是共性的问题。一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组织和战术指导并没有严格的制度,加上信息不发达,战场环境、气候因素、人员士气等各种战争要素变动很大,一支部队面临的问题都需要靠指挥官的智慧和经验决定。同一种情况下,不同的指挥官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决断。猛将因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勇猛气势,能够迅速作出正确的决断。这也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主要原因。二是冷兵器时代部队的士气至关重要。纵观历史上所有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如“长平之战”、“淝水之战”、“官渡之战”等,士气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猛将的最大特点是身先士卒、豪气冲天,这可以极大地提高战友的士气并打击敌人的士气,这也往往是战场上几千人可以屠杀数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关羽是出手惊人的神勇将领。《三国志·关羽传》记载了关羽斩颜良的精彩片段:“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起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这里可以看出,关羽在颜良的旌旗伞盖打起的短暂时刻,看准时机,飞马杀入敌军阵营,趁颜良不备斩其人头。此时,被惊呆的袁绍众将无人抵挡。这里还可以看出的是,两军交战勇者胜,关羽的勇不是一般的勇,是抓住良机、果断出手的有勇有谋,是“神勇”,是有见识有胆略的超凡智慧。当时,作为全军统帅的颜良,武力也相当不错,并且带的兵远超张辽关羽的部队,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关羽会主动出击于万军之中。另外,从颜良的措手不及未能还手,以及“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关羽的刀法和身手何其快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如果不是武林高手,怎能如此身手敏捷;如果不是艺高胆大,怎会这般勇冠三军。整篇关羽传只有900多字,但对斩颜良的情节却用了100字,并且写得如此精彩传神,可见作者陈寿对关羽神勇智慧以及高强武功敬佩之深。


第三,关羽是善于治军的军事统帅。《三国志·张飞传》中有“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的记载,说明关羽既懂得如何训练士兵,也知道如何管理士兵,更是用仁爱之心对待士兵。也正因如此,关羽才能在独自治理荆州的五年中,不仅把荆州治理得州泰民安,而且把曹操、孙权集团抵挡在外,让刘备、诸葛亮得以打下蜀地,江山稳固。也正是因为关羽有超强的训练士兵和管理队伍的能力,才会有后面的“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而曹操的赤壁之战,正是败于水军无能人统帅,让孙刘联军以少胜多,最终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


赤壁之战后,刘备借了荆州之地,先派诸葛亮等人镇守荆州,一年后为了尽快拿下益州调诸葛亮张飞赵云入蜀,关羽开始了独自镇守荆州的五年。这五年也是刘备集团重要的五年。是关羽在荆州挡住了曹操、孙权两大集团进攻蜀地,使得刘备、诸葛亮可以在蜀地放开手脚攻城略地,打下了三国鼎立中蜀国的地盘。而关羽在这五年中,不仅守住了荆州,还和鲁肃达成了攻守同盟的联盟政策,更重要的是加强了荆州周边长江沿岸和湘江西岸的防守,所以后来不论是曹操还是孙权集团都感觉到要偷袭荆州实在不易。事实上,在关羽镇守荆州的五年中,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完全挡住了曹魏和孙吴对刘备的蚕食,成为这两大集团眼中最大的芒刺,这完全可以说明关羽对荆州的治理和对军队的极强管理能力。


关羽战死沙场后,孙权以诸侯之礼厚葬,实际上是承认了关羽在治理荆州几年中的相对独立地位和深远影响。表面上和关羽对垒的是徐晃曹仁乐进鲁肃吕蒙甘宁等人,实际上关羽每次的大敌都是曹操和孙权本人,特别是公元219年威震华夏这决定命运的一战,孙权亲自跟着部队杀到了江陵,曹操除了不断派部队增援襄樊战场外,还亲自领重兵驻扎到摩坡。所以在关羽阵亡后,对关羽之才极其爱惜的曹操用诸侯之礼厚葬也就不足为奇。这些都充分说明关羽在荆州的治理能力和人格魅力。


第四,关羽是雄才大略的军事大家。在关羽镇守荆州的五年中,荆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时的荆州处于三个政权的交集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北过江可攻宛洛伐魏,东顺江可取江东至吴,西逆流可进益州灭蜀。对蜀而言,占有荆州才可实现“隆中对”的蓝图。那么这么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必然要派一位信服力和带兵能力都十分出众且独当一面的关键人物了,且这个人必是帅才也须是将才。事实证明,关羽镇守荆州的几年中,防御、治理、后勤,包括对刘备前线的给养和兵员供应,都井井有条、十分到位,既保证了荆襄地区的坚如磐石,也为北伐中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决战前各项工作。


荆州被治理得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于是关羽看准时机,利用天时地利,“秋天霖雨,汉水泛滥”的时机,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威镇华夏,连曹操都吓得准备迁都。关羽当时带的兵不如于禁多,正是利用了暴雨这个天时,看准了“汉水泛滥”这个地利,及时准确地采取了行动,一击成功,有了“威震华夏”的丰功伟绩。这正是关羽具有雄才大略的具体体现。这次战役,可以充分看出关羽的军事智慧和对军事计谋的运用。关羽围攻樊城,曹仁难以抵挡向曹操求援,曹操派于禁庞德前去救援,驻扎在樊城北十里一带的低洼地带。关羽常年征战在荆襄地区,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并调水军集结待命。秋八月,连阴雨十几天,汉水泛滥,暴雨及汉水的涨势淹了于禁的驻扎营地,于禁庞德等将领只能上堤避水。此时,早有准备的关羽水军乘势向曹军猛烈攻击,并把主将于禁团团围住,并不断向堤上射箭。于禁走投无路,只得投降。庞德抢了一只蜀军的小船,却不幸翻船,被蜀军活捉,后拒不投降被关羽斩杀。


在这场战役中,以逸待劳、隔岸观火、釜底抽薪、擒贼擒王等都是关羽熟练运用的计谋,所以才有了这场让关羽名声大噪的战役,成就了他最为辉煌的一段军事生涯。


这一切都说明了关羽的谋略和才能。虽然最后败走麦城,但原因诸多、瑕不掩瑜。


以上四点,都充分说明关羽不仅个人武艺高强,而且有很高的管理军队的才能;不仅是万人难敌的沙场猛将,而且是可统率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不仅有智勇双全的智慧,而且是有着很高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军事家。以上述史实为参照,有谁敢说关羽不是武界奇才,不是建立了伟大功业的军事大家、一代英豪!


二、关公具备完美人格被奉为武圣实至名归


《孔子家语·五仪》中记载,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也就是说,圣人的品德符合天地之道,可以变通运用自如,能探究万事万物的终始,使万事万物符合自然法则,并依照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来成就它们。其光明如日月,教化如神灵。普通民众不知道他的德行,看到他的人也不知道圣人就在身边。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孔子还把人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如果能分辨清楚这五类人,那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不远了。


对照孔圣人的圣人标准,关公是一个具有伟大人格魅力的人。


关公的人格魅力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道德的自律和信念的坚守。关公的人格魅力是赢得后人争相膜拜尊崇的基础。


第一,关公有英勇无畏的精神风貌。在陈寿惜墨如金的《三国志·关羽传》中,短短900字的篇幅,陈寿却用100字的文字描述了“刮骨疗毒”的故事。“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描述中不仅有细节描写,其中的“伸臂令医劈之”“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言笑自若”等言辞,也是对关羽英勇无畏的大丈夫气概给予了活灵活现的精彩描述,更体现出史家陈寿对关羽由衷的敬佩之情。


成语“单刀赴会”,出自《三国志·鲁肃传》:“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赴会。”原意指关羽只带一把刀和少数随从赴东吴鲁肃的宴会。后泛指一个人冒险赴约,意为赞扬赴会者的智略和胆识。这个成语的时代背景是公元215年,刘备打下了益州,孙权令诸葛瑾找刘备索要荆州。刘备不答应,孙权极为恼怒,便派吕蒙率军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沙、桂阳蜀将当即投降。刘备得知后,派关羽争夺三郡。孙权也派鲁肃屯兵益阳,抵挡关羽。双方剑拔弩张,孙刘联盟面临破裂。当时的孙刘任何一方都不足以和曹操抗衡。在这紧要关头,鲁肃为了维护孙刘联盟,不给曹操可乘之机,决定当面和关羽商谈。经过会谈,双方缓和了紧张局势。随后,孙权与刘备商定平分荆州,“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孙刘联盟因此得以继续维持。此后,刘备、孙权都逐渐壮大,建立了与曹魏抗衡的蜀、吴二国,中国历史上才出现了三国鼎立时期。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关羽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超凡卓越的智慧眼光。正是这次会谈真正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第二,关公有义薄云天的道德垂范。关公自从和刘备、张飞相交之后,便义字当先。在他此后的人生经历中,忠义、恩义贯穿了一生。


关公首先是对汉王朝的忠义,这既是历代王朝中的忠君典范,也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楷模。刘、关、张三结义中忠的内容,也是他们的行动纲领。因此,关公一生忠心耿耿跟随刘备,无论顺境、逆境,从未动摇过对刘备的忠诚。即使为了二位嫂嫂委曲求全,也是降汉不降曹,最终辞曹归刘。特别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期间,曹操先是对他进行金钱美女的利益诱惑,他不为所动;继而对他实行名声损毁,让他与二位嫂嫂共居一室,为避嫌疑,他窗外独坐夜读《春秋》,反成千古佳话;之后曹操又让张辽对他语言劝导,他坦荡明志、表白心迹,丝毫不畏惧由此带来的任何后果。后来为报曹操恩德,关羽斩颜良诛文丑等立功行为,都表现出有恩必报、义薄云天、大义参天的忠义情怀。


忠孝文化、忠义思想始终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纵观历史长河,有“大丈夫”精神的英雄豪杰数不胜数,但完全实践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三条标准的,唯关公一人,其人格上的完美,是鲜有人能比的。


第三,关公有悲天悯人的仁爱之心。《论语·颜渊》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所以说,仁就是爱人、仁爱、仁慈、仁厚、仁义。关公不仅勇武绝伦,而且宽厚仁慈,这仁慈贯穿了他的一生。《三国志·张飞传》记载“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曹操的谋臣程昱也说:“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救之,仁义播于天下。”这充分说明关羽的仁心不仅是对刘备,更多的是对底层的劳苦大众。就连他早年间的“亡命奔涿州”,也是因为打死了作恶多端的盐霸而亡命天涯的。


而最能说明关公大仁大义的是如下两处:


一是公元219年秋,关公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俘虏曹军三万人后,粮草严重不足。按一般人的做法,是坑杀活埋俘虏,如项羽曾坑杀降卒20万人,白起在粮尽之时出于无奈活埋赵军40万人。而关公宁可去抢孙权的粮食也不愿杀掉降卒。也正因他不舍杀降卒,逼迫士仁、糜芳供粮,最终成为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二是吕蒙“白衣渡江”占领荆州后,扣押了关羽麾下荆州官兵数万家属做人质,关公本可封锁消息,让官兵继续战斗,可他却不忍心军人家属惨遭杀害,而放弃部队继续征战,导致大部分官兵纷纷离去,致使个人败走麦城。


仅此两大善举,至少可让10万人得以活命,可见这仁义不是仅仅对刘汉王朝的仁义,更是其悲天悯人的人生信念在生死关头的人性化选择,是德合天地、明并日月、化行若神的大仁大义。


第四,关公有杀身成仁的圣人情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历来都是儒家所崇尚的实现人生价值的生死抉择。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大败于吴蜀联军,战船被烧,“士卒水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云:“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伤者甚众。”面对曹军的狼狈不堪,曹操又动之以情,关公早有恻隐之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便放走了曹操。“云长回身时……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于是“长叹一声,并皆放去”。


在这场捉放曹的大戏中,关公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放走曹操一行的后果是什么。在反复权衡、再三思量之后,他选择了报恩和信义。在他的人生信念中,有恩必报、信义当先比个人的生死更重要。所以,在曹操一行的苦苦哀求中,他只能“长叹一声,并皆放去”。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高尚情操,正是儒家要求圣人的无懈可击的道德垂范;这种信字当头、义字当先的完美人格,也是儒家要求圣人一生追求的奋斗目标;这种独善其身、兼善天下的悲悯情怀,更是儒家要求圣人的天人合一的仁爱之心。如此之下,关公不为圣,何人能成圣!


在关公生活的三国时代,关公是唯一在沙场阵亡后,被魏、蜀、吴三国同时以王侯之礼下葬的将军。虽然魏蜀吴三国在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势力,但面对关公的伟大人格,三国首脑的认识高度一致,对关公的完美人格和军事才能更是钦佩有加,虽然生前不能为我所用,但却愿死后给予最高褒奖,这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空前也是绝后的。


虽然有很多人说关羽武不如吕布、文不如孔明,可是吕布虽武功高强,但人品人格却有很大缺陷,只能为世人唾弃;诸葛孔明虽智力超群,但在军事才能和建功立业的伟大事功上严重不足,怎能和既为国家建功立业又同时拥有“德合于天地”的关公相提并论。


关公虽在具体某一方面上未可顶尖,但他却能集这些重大才能和优秀品质于一身,正符合了儒家“德合于天地”的圣人标准。关公做人做事光明磊落,而且有悲天悯人的圣人情怀,其功业与天地契合,其仁心与日月同辉,这才是关公被尊奉为武圣的真正原因,也是关公不仅在当代受到魏蜀吴三国政治集团生前礼遇有加、逝后均以王侯葬之的真正原因,更是后世历朝历代不断加封且登峰造极的真正原因。


其实,对关公而言,我们这些凡人崇拜也罢、质疑也好,都不会影响关公作为武圣的光辉,不会影响关公成为中国最为普及的信仰,更不会影响关公成为儒、释、道、农、工、商崇拜和敬重的神明。关公忠义仁勇的精神,也成为华夏儿女奋发向前、勇攀高峰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