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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运城盐池(四)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访问次数:1312    发布时间:2013-10-16

    垦畦浇晒法的出现,使运城盐湖盐的产量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由此更加引起封建王朝和社会的关注。运城盐池为民生安定,为社会进步,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
    1.垦畦浇晒法首先使唐朝受益。据记载,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全国盐利年收入600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而运城盐湖的盐利收入达150万缗,占盐利的四分之一,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柳宗元在《晋问》中感叹:“唐之富庶,盐税之半。”
    2.给盐池封神修庙。一个运城盐湖就给唐代宗交了那么多钱,代宗高兴之余,于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将运城盐池封为“宝应灵庆池”,将盐池之神封为“宝应灵庆池神”。由此,坐北向南,面朝盐池,气势宏伟,三殿连排且角斛相互环绕的池神庙立在了盐池边。运城盐池的池神庙只是个省级文物,1965年本想申请为国家级文物,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说,《封神榜》上没有盐池神。如此,“宝应灵庆池神庙”也就只好作为地方一级神庙保护了。
    3.宋代的盐政变革——钞引法。运城盐湖盐的管理办法,主体一直是民制、官收、商运或官运、官销。实质是盐湖中盐的生产是放开的,有钱就可以到盐湖买一块或租一块地盘(湖面或畦田)进行盐的生产。但生产出的盐,必须由政府按统一的政策价格出售(即专卖)。而运输有时由商家承包。但许多时候,实行的还是官运官销。而在官运中多是摊派,普通老百姓成了运盐的苦役。因为政策是由官府制定,为己之利,总是控制权越大,利益才会更大化。但这种官运官销常常会效率低下,腐败丛生,导致民生怨恨。到仁宗时严重影响到皇帝的国库收入。于是,时任陕西路提点兼置制解盐的太常博士范祥制订了“盐钞法”(即钞引法),对盐的运销进行重大改革。将过去的官运官销一律改为商运商销。
    钞引法的具体办法是:政府只管发放销售盐的有价凭证“钞”,每“钞”价四贯八百(4800钱),每“钞”可到运城盐池换盐200斤。商人可自愿买“钞”,自行以钞换盐,再卖盐获利。当时运城盐价每斤34至44钱,两人以钞换盐每斤仅24钱,差价就是毛利。如此一来,政府增加收入,商人得运销之利,也免去了普通百姓的盐役之苦。这种有价证券的“钞引”(每钞四贯八百钱,每引200斤)有点像股票期货的雏形,而其实质是政府发放的体现盐专卖的有价“特许证”。
    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论“钞引法”:“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200斤,任其斯卖,得钱的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此悉免。”政策真是好啊!宋之后的元、明、清各代继续实行钞引法,并加以改进,钞引法成为全国盐政史上的一个重要制度。(注:“钞”是钞票,这里指四贯八百文,一贯等于1000个铜子。“引”是河东盐池特有的计量单位。1引=200斤盐)
    但如此好的政策,当时却遭到不少官吏反对,因为他们再也不能从盐的运销中渔利了,致使新法实施遇到重重困难。为此,宋仁宗钦点包拯,任陕西转运使,兼置河东盐务。据《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从1046年至1051年在运城盐池任职五年。一方面杀贪官李丕绪,整顿吏治,打击腐败。同时积极推行范祥的“钞引法”,盘活解池盐的运输销售。包公治盐,颇有成效,《解州志》载:“包公离任之日,万民空巷,跪拜二里半挽留。”后人感其政绩,在解州城门外给他立了个碑。运城盐池还在池神庙中专门为包拯建了一座和关帝庙一样大小的包公祠。
    4.明代的盐产量及晋商崛起。进入明代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总量的增加,运城盐池潞盐产量猛增。到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潞盐产量达140万引,28000万斤(合14万吨),是宋代时盐池盐产量的4倍之多。这么多的盐需要运销,因此山西的尤其是晋南的盐商凭借地利、渠道及资金优势,其势力迅速增强,形成以盐商为主力的明代晋商队伍。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于经营解州池盐的“盐利倍增”,盐商人数高达500余家。可以说晋商即是发祥子运城盐池的盐商。正由于从盐池发家,也就继承了运城盐池文化的精髓——“薰风解愠,时风阜财”,形成了晋商的特殊文化——和聚人心,诚信制胜。